《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①市场。
最后，针对KPD在西德民主政治中的具体活动，法院指出，KPD对西德的民主政治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不尊重西德的立法，在其政治宣传中始终将阿登纳政府斥为西方国家的傀儡，这种侮辱甚至及于联邦宪法法院。而且，匆忙提出的取缔申请并没有准备充分的证明NPD宪法危害性的证据，这一点也得到了审查取缔申请资料的联邦与州内政部长联席会议专家报告的支持，一旦取缔失败，会被一些人解读为德国纵容甚至支持极右翼势力的发展。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当按照《基本法》的精神信仰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并积极投身于维护该秩序。因此，理论上的无法解释的矛盾与政党取缔条款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宪法是不能利用像政党取缔条款这样的规定来直接保卫民主的"宪法可以保卫言论、思想、结社、宗教等自由，但是宪法不能去保卫一个正统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如果这样做，宪法是在对政治过程的边界进行划定，但是由于其与传统违宪审查制度的根本不同!使得它将成为宪法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里，宪法将得到稳定忠实的实践，但是一个新生的宪法制度却不一定能保卫民主的健康成长。在这种开放的政治过程中，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始终被倾听，始终处于变动中的多数人应当将自己决定的理由告诉整个人民，尤其是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按照德国《基本法》第9条和德国《社团法》的规定，违宪的社团可被行政机关取缔，针对取缔决定的异议首先需要向行政法院提出，[2]所以，相对于普通社团，政党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宪法保护。[31]在对马列主义进行全面分析后，法院指出，马列主义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无从判断共产主义社会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阶段。
现在重新激活该条款不仅将破坏了这一传统，更会释放出德国民主似乎虚弱到无法政治解决其生存危机的错误信号。（三）自卫民主与政党取缔的继承与发展 自卫民主与经典宪政模式中的违宪审查和紧急状态权力看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内涵则完全不同。三是，宪法对某一事项作出了规定，依据宪法规定应当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尚没有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机关直接执行宪法而发生的违宪行为。
对地方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对地方性法规等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监督。二是宪法规定的有些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的必要性并不大。但是，即使将来全国人大制定了统一的宪法监督法，对于地方的宪法监督职权与程序，这部法律在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后，还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具体规定为好。西方法治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其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国家机关彼此间的关系，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并由此形成各自的特点。
（3）采取措施，敦促、提醒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严格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执行宪法、遵守宪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因此，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前提是，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对违宪和宪法监督问题持理性态度，既要强调宪法的重要性、权威性，又要把宪法看成普通的法律，既要重视违宪和宪法监督的复杂性、敏感性，又要把违宪和宪法监督看成依宪治国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特别是既要防止那些重要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发生违宪行为，一旦发生就要严格监督，又要把这些重要主体的违宪和对他们的监督视为依宪治国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只有这样，我们对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的讨论设计才是可以期待的。
（8）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都是违宪的主体，值得深加注意和研究，而且，不能仅仅将目光盯住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违宪问题也不能忽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一些决议决定，是否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也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但是，实践是对问题最好的回答。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它的宪法监督职权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对有关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违宪行为进行监督。
1982年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虽然做了规定，但这个规定还是初步的、粗疏的，在实践中远未发挥应有作用。是论者疏忽了违宪主体与宪法监督制度的关系，还是刻意回避了对这一关系的讨论呢？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在数以千计的宪法监督论著中，专门就违宪主体展开研究的也相当少见，而对中国各种可能的违宪主体具体列明并予以讨论的述著，则几近未有闻见。5、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第二，人民法院虽然无权解释宪法，并以宪法为依据裁判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并非与宪法绝缘，它只有将法律置于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才能对法律的具体条文做出准确的解释和适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准确把握宪法。
地方党委及其领导人的一般违宪案件，可以由地方同级人大常委会处理，以突出地方权力机关在保证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并为中央一级的宪法监督积累经验。（12）一般说来，公民个人以及并不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事业组织不会成为违宪主体，至少在中国，最紧迫的不是把这些主体纳入违宪和宪法监督的范围。
[7]参见刘松山：《彭真与宪法监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而另一方面，已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不仅比较粗疏，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总体上看，对这类主体的违宪问题，性质一般的可交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党的宣传部门处理，但是，对一些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严重违宪事件，应当直接交由中央宪法监督委员会处理。实践中，不少违宪问题发生在地方和基层，把地方的违宪问题监督好了，实际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全国的违宪问题，也会对监督中央一级的违宪问题积累经验，打下基础。如果对常委会的回应不服，最高法院还可以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审查的建议或者议案。[4]而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直接执行宪法而无其他法律法规可依的，就可能违宪。目前情况下，指望通过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所有违宪问题，并不现实。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倒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是一项完全独立、自足的宪法职权，可以离开党的领导，甚至可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直接监督党的违宪行为了。
第三，在我国的政治背景下，党中央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2、考虑谁可能成为违宪主体这个重大背景。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有权直接依据宪法赋予的职权作出自己的行政行为，因而可能成为违宪的主体。只要进行国家治理，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违宪。
6、谁来处理各类社会团体及其负责人的违宪行为？有一些社会团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组织，对它们的违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3）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违宪案件，原则上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将类似的违法行为上升到违宪的高度予以处理，有利于维护和捍卫宪法的权威尊严。（三）考虑与宪法监督相关的几个基本范畴1、考虑违宪和违法的关系问题。
2、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的对象。但是，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大国，违宪问题不仅会在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身上发生，在地方，也可能发生违宪案件。
第四，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但是，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体制度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进行具体的宪法督。（3）由全国人大授予的其他宪法监督的职权。
在完备的宪法监督制度建立之前，应当在较宽广的范围内，将宪法监督实施起来。遇有党的中央一级机关及其领导人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与中央宪法监督委员会沟通，交由后者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党中央的正面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震荡。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不具备条件全面开展宪法监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经验不足，也不可能处理所有违宪案件的情况下，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省一级高级人民法院，对一些有宪法规定却缺乏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又难以处理的并不严重的违宪案件，进行处理，以填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宪法监督中的一些空白地带。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的规定，它的宪法监督职权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对有关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机关违宪行为的监督，既包括对中央国家机关违宪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地方国家机关违宪行为的监督。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学术现象。
设立中央宪法监督委员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由党中央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对党的组织和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是党进行自我监督的好形式。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机关体系的宪法监督中处于核心地位。
违宪也不是违背什么圣经天条，更不是什么大逆不道。比如，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获得社会帮助权等具体权利，以及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就属于这一类。
比如，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地方组织法对此既没有重复规定，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但如果一个地方人大常委会设十几个副主任，一个县政府设十几个副县长，就是违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坚持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包括一府两院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汇报工作，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